西周初期,周公制礼乐,其中之一就是确立了“嫡长子继承制”。这一制度不是最好,但也不是最坏的,因为可以减少内部争权的消耗。
周初开始,到西周中期之前一直都是传位嫡长子,但在西周中期却迎来巨变:周懿王去世后,继位的不是太子姬燮,而是叔叔姬辟方——周共王弟弟,史称“周孝王”。
周孝王继位后,励精图治,一度中兴西周,扭转了此前不利局面,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。不过,周孝王去世之后,王位又传给了周懿王的儿子姬燮。
问题在于,如此有作为的君王,按理说史书上应浓墨重彩,但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却一笔带过,仅有“懿王崩,共王弟辟方立,是为孝王。孝王崩,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,是为夷王”这一句,基本可以提炼为“孝王立、孝王崩”六个字,那么司马迁为何如此着墨?
孝王为何能够篡位?
周初确立嫡长子继承制,到了西周中期,这一制度早已深入人心,那么在宗法制度森严的西周,姬辟方为何能够继承王位,成为违背祖制之君?
其实,姬辟方能够继承王位,主要还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。
一个王朝经过150余年之后,往往就会开始衰落,西周也不例外,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“懿王之时,王室遂衰,诗人作刺(讽刺)”。
以考古发现的青铜铭文来看,周懿王时因为王朝衰落导致一些旧有的礼仪被打破,比如《訇簋》中诸侯入宫朝拜时仅有“王在射日宫,旦,王格,益公入佑訇”,却没有具体的礼仪过程,此前君王的都有详细过程。还有簋盖、同簋铭文显示,原本宣读册命是史官,但周懿王时却是本人。因此,综合各种信息可知,《訇簋》异常记载应该是朝拜过程不合礼,故而含糊其辞,省略了过程,但“不合礼”会不会引起部分大臣不满?
更为重要的是,竹书纪年记载“懿王七年西戎侵镐,十三年翟人侵岐,十五年,王自宗周迁于槐里”,也就是说为了躲避狄戎入侵,周懿王迁都槐里。放弃都城,导致统治阶层利益和尊严都受到了严重损害,只能让更多的大臣心存不满,后世王朝迁都时也会遇到纷争,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。
在这种情况下,姬辟方图谋王位,无疑就会获得更多的支持,故而竹书纪年记载“懿王之世,兴居无节,号令不时,挈壶氏不能共其职,诸侯于是携德”。所谓“携德”,当然是一种政治用词,因为姬辟方继位不合礼,因此只能说“天下有德者居之”,以此证明继位的合法性。
史记为何一笔带过?
在宗法森严的西周,虽然政治环境利于姬辟方继位,但他最终能够打破祖制,真正成功继位,也说明了他的能力出众。
事实上,从先秦史书记载看,周孝王能力的确出众,整顿了国内、解除了外部威胁,比如竹书纪年上有“五年,西戎来献马”等,一度中兴西周,最终他死后谥为“孝”正是对其在位时期贡献的最好总结。
其中,周孝王封善于养马的非子于秦(今甘肃清水县境),为周附庸(大夫),号曰秦嬴。因此,吞并六国的秦国,始兴于周孝王时期,此后迅速发展,在两周交替之际正式封国。
但问题是,既然周孝王功勋卓著,可谓一代英主,那么司马迁为何似乎有意回避,对于其在位时期的文治武功丝毫未曾涉及,只是“孝王立、孝王崩”?
周本纪里,司马迁明显是以儒家思想看待周朝历史,而儒家本身支持周礼、支持嫡长子继承制,况且汉武帝时的“巫蛊之祸”而杀掉太子刘据,引发内部大乱,导致当时儒家更强调嫡长子继承制,或许因此司马迁对违背祖制的周孝王,就没有过多着墨。反过来说,如果隆重宣扬周孝王,岂非鼓励后人篡夺王位、导致内部大乱?
当然,司马迁初心可赞,但这一写史态度利弊参半,至于究竟如何,留待后人评说吧。
余论
周本纪里,对一般的君王,司马迁是一笔带过,但对两类人浓墨重彩:一类是贤圣君主,比如文王、武王、成王,还有类比君王的周公,展示他们仁义道德、宏图大略、经营之术的古代政治家形象;一类是昏庸暴君,比如厉王、幽王等,展现的是昏庸暴虐、刚愎拒谏导致亡国或悲剧下场。
显然,如此对比宣扬的是仁义兴邦的儒家道理,具有很强的教导意义,劝导君王仁义,的确更利于国与家。
因此,司马迁如此记载周孝王,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,未尝不是最道德的选择。总之,对于历史人物的选择,不能简单的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,或许站在历史的背景之下看待才更合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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